未来攻坚需要制度性创新与突破

        一是突破国有资本退出无效、低效能源资产的制度障碍。

        能源国企大多开展了多元化经营，不同程度存在无效、低效资产。对于这部分资产，能源国企可以通过国有资本退出的方式“止损”。但是，此项工作难度较大，主要是“人向何处去”“债该如何还”和“资产难保值”。目前看，员工分流和安置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解决，但债务处置很难实质性解决，或是长期搁置，或是转为了无效、低效资产运营主体母公司的债务负担。这其中涉及银行的债务结构，而且关于资产的市场化估值也很难实现。相关制度障碍长期存在，亟需突破。

        二是加速电力体制改革和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进程。两项改革与能源国企改革密不可分，涉及部分业务领域的放开。进展缓慢主要源于三个方面：一是市场放开后对能源安全供应的影响，二是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对传统企业的影响，三是我国市场体系仍需要不断健全。相关改革需要政府的决心，同样需要顶层方案。

        三是提升能源国企投资管理能力。能源国企不仅仅是缺少资本投资的人力资源和经验积累，相应的内部管理体系也不到位。组织架构可以逐步建立和优化，难度大的是机制改革。释放能源国企的活力是提升运营效率的重要保障。内部的机制改革与大的体制改革相辅相成，在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，包括能源国企在内的国企机制改革也很难到位。这其中涉及国资管理部门的职责界定、相关政府部门的分工设置以及政府对国企的授权与放权等问题，需要开展创新性突破。